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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强国”理念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探析

时间:2022-10-29 08:20:06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为了提升国家软实力,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上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实施,给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带来了契机,不但拓展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得空间,拓宽了传统体育文化的消费领域,还为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持。抓住契机,通过创新改革,人才培养,市场化运作等方式使传统体育文化得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强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75-04

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2011年10月15至18日在京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上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旨在通过提升软实力增强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同时显示文化建设在国家战略层面意义的进一步凸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维系民族感情,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有重要的关联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是民族复兴的最终表征。如果我们不重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致使其失去自己的特色,失去发展的生命力,那将不仅仅是民族传统体育的悲哀。因此,探析如何抓住文化强国战略实施这个契机,使其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助一臂之力,插上腾飞的翅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史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农业文化(主要指黄河流域)的产物,它寓竞争、娱乐、广适、地域及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涵盖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生命整体优化理论,把人与环境视为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统一体,并把人体功能的强化和优化看作是一个精神同物质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活动[1]。是以崇尚人的内在气质、品格、精神修养为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化形态。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产生、延续与发展,无不与不同民族的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联系在一起,民族文化的表现方式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中华传统文化多层次性铸就了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五彩斑斓。但无论是哪个民族的体育项目,不论风格是否相同,技术与内涵有多少差别,其竞技娱乐活动是共同的,着重于人的身心和情感愿望的满足,参与者与观赏者都可以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较直接的、令人愉悦的主体情感的抒发和宣泄[2]。而且,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可以相互传播与渗透,并会随着空间和时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改革中开发偏重体制、战略等外在形式,虽然国家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积累、整理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如对一些民间的具有竞技因素的民俗活动进行加工整理,规范了规则和方法,并进行了普及,如龙舟、舞龙舞狮、武术等等。中国民族传统体育能够延续至今,完全依赖于她自身的民族文化资质和功能价值。她的历史性、传统性、民族性、健身娱乐性等,使她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如汉族的“春节”、壮族的“抛绣球”等。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致使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缺乏导向,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也缺乏措施,甚至有些传统体育文化随着传承人的去世而消失,种种原因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还远远没有进入中国体育的主流文化,还处于边缘。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国家提高了对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视程度,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迎来了勃勃生机。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法于中共十七大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再有在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上提出的建设“文化强国”,使我们看到在新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将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2 建设文化强国给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创造了契机

2.1 拓展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空间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在全文共出现“文化强国”字样四次,这次将“文化命题”作为全会议题,也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央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人民日报》就此刊发社论《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进军》,称这次全会是一次从战略上对文化改革发展进行研究部署的重要会议。回顾新时期历届中央全会,其主题多次涉及经济、政治建设的会议,也包括社会建设内容。而文化方面涉及核心内容即精神文明、道德作风专题的也曾有两三次,但把文化作为生产力来做专题系统研究讨论的,这次六中全会是第一次,可见文化建设已被提到与经济体制等改革同等重要的地位。现今,“文化强国”被视为强国的一个主要标志,文化成为国家间的竞争软实力。因此,中国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也必须建设与“经济强国”相匹配的“文化强国”。而对内具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创造力,对外能够发挥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力是“文化强国”的基本目标。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包括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复兴,这必将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观念的崛起。[4]当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它必须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因素相互交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以其浓厚的底蕴成为推动创新、发明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文化产业会向其他产业渗透,形成融合、衍生的良性互动关系。可见,建设文化强国这一目标,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推动力,必将大大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热情,凝聚起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也将为此获得更广阔的拓展空间。

2.2 拓宽传统体育文化的消费领域

恩格斯曾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此,当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产业发展也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收入的增加,在吃和穿这些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之后,消费的重心就会开始向文化和娱乐等其他方面转移。由于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对体育的消费需求也越来越大。特别是满足生物性需要的体育消费将会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满足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体育消费将大幅度攀升。人的需要和欲望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原动力,是推动人们进行各种有目的性意识性行为的积极因素,有需求则自然有市场。能满足人们强身健体、娱乐身心的传统体育文化将因此得到长足发展。而传统体育文化需求欲望的显现则会促使消费意识提高,从而扩大了体育消费的领域。

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突出强调,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因此要以党的路线方针为指导,以发展体育事业为目的,以刺激社会体育文化消费,扩大体育需求为先导,文化消费要与文化市场共同发展,以培育体育市场、切实搞好体育文化产业开发、实现体育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决定》的出台,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必然会带动体育文化产业的核心市场的繁荣,如最能展现传统体育文化的竞赛表演市场、体育旅游市场等,将获得发展的契机。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多元化的兼健身、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文化产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机。

2.3 为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中国文化中体育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不仅关系着体育强国建设,更是社会全面发展与奔小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指出十六大以来,“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并强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落实到指导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就意味着要注重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挖掘、体育文化创意的提升、文化品牌的打造,并加强对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和保护。确立了文化兴国的战略目标,国家就会在财政预算上竭力支持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以韩国为例,“通常文化部门获得的可支配预算要占到全部预算5%左右的份额,仅次于国防和教育的开支,如2001年韩国的文化预算超过50亿美元。”正是由于得到国家的倾力支持,才有了那股来势汹汹的“韩流”。虽然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但相信“文化强国”目标的提出会使我国文化部门在国家预算中所获得的可支配预算会有一个较以前更为合理的比例。以往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多数以娱乐文化形式散落于民间,往往与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多是在民族重要喜庆日、传统节日、亲朋好友喜庆聚会的机会、农闲季节才开展一下,再加上在很多地方尚未建立有效的保护机制和缺少政策法规,传统体育文化工作缺少规划计划,机构不健全,经费投入不足等等,这些因素都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到:“要在演艺娱乐业、动漫游戏业、网络业、影视业、出版发行业等领域,选择一批改革到位、成长性好的大型国有或国有控股集团公司,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其以资本为纽带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推动条件成熟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鼓励已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尽快成为文化产业的中坚力量,提高产业集中度。”这就意味着,在文化投融资方面,将改变过去主要靠政府投资,现在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引导和鼓励有竞争力的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做大做强,改变过去文化建设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体育文化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竞赛表演与健身休闲等本体子产业,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发展机会。在体育文化方面,最具独具魅力的就是中华的传统体育文化,有较大的影响力,在世界体育文化交流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它的发展也必然会得到更多的保障和支持。

3 文化强国契机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策略

3.1 创新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

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我们生生不息的脉搏,但面对着只有几百年历史呼啸而来的美国体育文化,我们发现自己缺少文化创新的内在需求和动力。脉搏的跳动是通过血液循环来实现的,在循环中血液又是不断更新的。文化好比是我们民族血管里的血液,只有不断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和发展证明,其功能决定着其生命力。体育的最初功能是用于自卫,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具有健身价值、娱乐价值、教育价值,而且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经济、彰显人文内涵的强大的社会功能。如中国武术的功能是健身强体修心性,但在今天,竞技已成为武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一个动力。因为作为竞技的武术,不能再单纯通过技巧来呈现自己的武功高低,而是以击败对手来证明自己的强大。各种不同的武术门派也正是在竞技比赛中汲取别人之长,不断完善自己,丰富自己,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发展的过程。又如今天的太极拳门派众多,从单纯的技击到以健身为主要目的向技击、健身、艺术“三位一体”方面发展,不仅能防身、护身、健身养心,而且还有一定的艺术性、观赏性,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这些现象说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只有创新才能得到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3.2 人才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要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要抓紧培养造就高层次、高素质文化人才,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和支持优秀文化人才服务基层、扎根基层。文化是靠人去创造的,而且是要靠有创新能力的人去推动。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中,人才是关键,人才是第一资源。因为人才问题在文化建设中事关全局,必须高度重视。制约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人才匮乏,尤其是优秀的、懂传统体育文化、有管理经验的复合型的文化人才。例如,文化体育中介服务不但是体育文化无形资产开发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我国当前体育文化产业发展中必须加强的薄弱环节。因此,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需要熟悉体育文化行业运作的各个环节,熟悉与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相关的法律环境和相关的国际惯例的人才。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培养:首先,学校是普及和提高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和发展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要基地,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人才发展、培养的主要阵地。因此,要重视在中小学开展传统体育文化素质的培养及传统体育文化教育,重视培养青少年的传统体育文化意识、文化素质、文化创造力。高校应针对社会对传统体育文化的需求开设相关课程,加强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建立健全在职人员业务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培养文化体育产业经营人才,从而提升传统体育文化从业人员的素质。其次,对传统体育文化的管理及经营人员的培训,政府应该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应增加传统体育文化人力资源领域的资金投入。还有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引导文化体育社团、民营企业进入中介服务行列,培养和造就一批传统体育文化经纪人队伍,培育中介服务品牌,完善和健全传统体育文化产业服务体系。再有就是营造尊重人才、支持人才、鼓励创造的软环境,做到“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荣誉褒奖人才,用学习提升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

3.3 市场运作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3.3.1 加快文化体制改革能拓宽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道路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传统体育文化也应以市场要求为向导,不断适应文化消费新变化和审美新需求,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扩大文化消费。只有坚持市场化运作的方向,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才具有生命力。这就要深化体育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关系。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就可以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调动社会力量发展传统体育文化体育产业。这样不单放宽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市场准入条件,还可以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兴办面向大众的传统体育文化服务经营实体,投资于社区体育服务和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不同所有制共同发展文化体育产业的格局。而当整个社会对体育文化形成了一种积极的态度,公众的普遍参与所衍生的消费行为就会为体育文化产业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现阶段,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识的提升,闲暇时间的增加,全民健身潮的兴起,人们对健身和娱乐需求日益增加,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体育文化市场具有巨大的潜质。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陈少峰说:“中国体育市场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因为“仅就竞赛表演领域而言,中国的市场约只开发了10%。”[5]此外,为了推动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向着合乎体育文化规律性的方向发展,我们应充分利用当前国际交流日渐频繁的总体趋势及良好环境,要好好抓住文化强国这个契机,完善我国一些传统体育项目在制度上的规定,让更多的民众熟悉并参与到传统体育活动中,使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步子迈得更大更快。

3.3.2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十七届六中全会根据这几年文化改革的经验,强调在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要大量推进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走市场化的路来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来扩大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相对于工业产业来讲,文化产业更有自己的优势,它的源头是创意,以文化内容为核心,不会造成对大自然的污染,环保节能;同时由于文化具有广泛的关联度,能通过小小的创意就增加产品的价值,延伸经济的产业链,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回报。全会还明确表示,“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现今,全球化已成为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生活中一个决定性因素,是现代文明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基本存在(包括生产和生活)模式[6]。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化与经济相融合产生的竞争力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久、最难替代的竞争优势,而文化产品与服务作为独特的贸易形态,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阿凡达》通过市场,使美国不仅仅是获得了十几亿经济进账,更重要的是还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儿女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创造出来的,并世代相传,不但能表现民族的心理、信仰、伦理道德和价值观,还是民族智慧、精神的具体体现。传统体育活动,最初都来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但其继承和发展则与教育密切相关。而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传承社会文化,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基本途径。对传统体育文化的接受过程同时也是发展和完善人的肉体和精神的过程,因此,要把传统体育文化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但由于社会效益作用于经济,推动经济效益的产生和提高;反过来,经济效益又制约社会效益的产生和提高,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统一关系。因此,应该让传统体育文化在保持和融合各地特色体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发,如跟地方旅游产业合作,开发传统体育旅游项目,这样既可以增进各民族间交流与友谊,弘扬、发展传统民族体育文化,又可以作为一种健康的休闲、度假方式的旅游项目吸引消费者。不但能带动和发展当地的传统体育产业,对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也起到重要的作用。无论从传统体育文化的属性还是它所具备的功能来看,其发展都首先要考虑社会效益。如果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唯利是图的话,那湘西凤凰游客被枪指头的惨剧还会发生。如果对资源的开发一切是为了金钱,进行掠夺式的经营管理,最终的结果是饮鸠止渴,那样的话,传统体育文化不可能得到持续的发展。所以,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应该坚定不移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又要看清和承认它的经济效益,尊重它的价值规律,力求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的结合点,使之达到完美的统一。

3.3.3 市场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良好渠道

文化的影响力是在传播中实现的,市场是文化传播的良好渠道。文化影响力是同它的文化传播力相联系的,而文化的传播力又同它的文化市场的发展相联系的。以少林武术为例,释永信就是通过文化市场增强了武术文化的传播力,把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扩大了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力。1987年,释永信开始率领少林武僧团在全球进行各种形式的巡演,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亲眼见识了少林功夫。在此背景下,少林寺的海外影响力明显加强。释永信认为“一切当代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现代科技等现代形式都可以用到少林文化当中。”因此,他率领他的团队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于是我们看到武僧团武术表演,武馆的武术教育,看到了运用歌舞剧形式演绎少林文化的《禅宗少林》,电视动画影集《少林传奇》,3D网络游戏《少林传奇》。目前,少林寺这一文化符号已经在网络游戏、武僧团巡演、旅游、武术培训、少林药局、影视、明星、饮食等7个方面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鉴于此,谁能否认市场不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良好渠道?

参考文献:

[1] 曾于久,刘星亮.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姜玉泽.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走向及发展对策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4(4):57-58.

[3] 赵发田,李英奎,李蕾.民族传统体育与体育旅游的契合[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4):460-461.

[4] “奥运会与中国体育未来—中西体育理念比较座谈会发言纪实” [J].体育学刊,2003(6):2.

[5] .cn 2011年03月31日环球时报.

[6] 李萍,李骅,刘周敏等.论民族传统体育的选择与发明[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9, 23(1):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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