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电影成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新载体，通过影像、音乐等艺术形式，从不同侧面思考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电影架起了中国和世界沟通的桥梁，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融入中国，起到了关键作用。电影中儒家文化的影响，多元文化的融合，传统文化意象化符号的呈现，提升了中国民族电影特有的文化表达和文化内涵，为中国民族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电影；民族性；意象化
电影作为一种最具跨国文化传播能力的符号形式，它是不同民族之间沟通、交流、影响的最重要手段。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利用电影来传承和传播本民族的文化艺术，实现跨文化交流，有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影响，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中国电影的民族性表达
电影是一门艺术，它的时空性决定了它的地域性和文化性，它的视听性决定了它的民族表达性和艺术表现性。中国民族电影，简单地说，就是以中国国内发生的人或事为题材所拍摄的国产影片，是反映国家民族精神的电影。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的产生，与中华民族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相关，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理想。
在中国电影一百多年的漫长发展历程中，电影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对文化的认识，对艺术的追求，承载着中华儿女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电影创作者，通过影像全方位思考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现实，从《姊妹花》到《神女》，从《芙蓉镇》到《老井》，从《黄土地》到《南京！南京！》等，电影成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新载体，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融入中国，架起了相互沟通的桥梁。
中国民族电影除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之外，还应具有广义的世界文化特点，既能展示中国人熟知的民族文化，又要包含他国文化内涵。只有对比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才能正确认知民族自我文化的地位与影响力。
二、中国民族电影中的文化责任感
（一）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与时代精神的反映
中国民族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导向的文化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时代精神于一体的多民族大融合的多元文化。中国民族电影以《孤儿救祖记》为开端，逐渐形成一种有民族特色的、独立的艺术形式。民族电影中流露出的核心价值观，势必影响着中国主流电影的未来发展。
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提倡的“忠君报国”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培育了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和中国电影。《英雄》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以秦朝为时代背景，影片中集结了民风、习俗、琴棋书画、功夫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讲述了一个民间广为流传的荆轲刺秦故事。电影在流动的时空里，完美地传达了儒家关于“大一统”的政治主张，表现了中华民族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民族心理。取材陕北高原的《黄土地》，以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为背景，谴责封建包办婚姻，表达出对自由的渴望，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反映出普适的人性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根源的追溯。影片中运用大量的镜头来拍摄黄土地，镜头中充斥着原始的信仰膜拜，以多种视角，体现儒家推崇的“志气”“节操”“爱国献身”等精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香港电影同属华夏文化，文化在电影创作中的渗入和影响是强大而不可抗拒的。香港电影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融合体，这种特殊的文化意义造就了特殊的文化符号。首先，香港电影人开创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电影类型——功夫片（武侠片）。武侠电影把中国的文学、美学、哲学、伦理和武术融合在一起，以独特的叙事策略和艺术手法，集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道家思想于一体。对中国传统的道德哲学、伦理观念、宗教信仰及审美心理，进行深入细致的演绎和阐释。我们可以从影片中刻意营造的影像奇观里，捕捉到中国文化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品质。武侠电影的叙事模式和主题表现形式源于中国文学。“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中的精髓。香港人用电影诠释了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这种表达不但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创作，也成为世界电影研究和仿效的范本。其次，时代造就了香港警匪片。从《英雄本色》到《喋血双雄》，再到《无间道》，这些在儒家文化的沃土中、在香港本土文化氛围中创作出来的类型电影，集传统和现代于一体。索亚斌曾经在《香港动作片的美学风格》一书中提到，“香港警匪片是香港动作片、功夫片的亚类型”。一语道破香港警匪电影的民族特性，指出警匪片和儒家文化之间隐晦而深厚的渊源。最后，香港文艺片是儒家文化和时代精神最完美的结合，如电影《花样年华》《甜蜜蜜》《阿飞正传》等，在儒家文化的大框架下，以隐喻式的表现手法，营造出传统伦理观和现代价值观的种种矛盾。映射香港人的感情生活和道德观念，真实地反映出香港青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0
台湾电影，根植于传统儒家文化，又受美国现代文化的影响，既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又探究中西文化价值差异。例如，侯孝贤的文艺片，保持着一份对历史文化的回顾与人文探索的执著。电影《恋恋风尘》《悲情城市》，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传统叙事，以怀旧、乡愁为题材，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追寻传统文化的起源，展示与反思青年亚文化，弘扬了中华传统美德。电影极具文化深度，导演通过影像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道德观和价值观在新一代电影人中的延续和承传。李安在家庭伦理片中以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作为背景，考察家庭，反映人性，在《卧虎藏龙》中，用镜头详细解读了儒家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真意，把传统文化置于影音中进行表现，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种认知，更是一种肯定，这份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坚定而厚重。
流动的光影仅仅是一种形式，故事的导向、文化的内涵、对中华民族固有情感的表现，才是内容，是电影传播的灵魂所在。中国电影人，用自己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理解和对电影艺术的狂热爱好，为中华民族电影的发展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财富。他们在创作形式上，以传统叙事风格为主，用朴实的电影语言，表达出强烈的民族文化传承责任感；在内容的选择上，挖掘传统民族文化，展现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的民族电影肩负着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的神圣使命。
（二）中国电影中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的表述与强调
民族性和历史性是电影的基本属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在电影中反复被强调与表述，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频繁发生。中国民族电影中对自我民族文化和他民族文化的表达，传递着一种文化自信感和一份文化传承的责任感。
少数民族电影，是民族电影中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华夏传统文化的，也是中国民族艺术中的一块瑰宝。在《喜马拉雅王子》中，我们会看到熟悉的藏族服饰和道具，听到似曾相识的藏族语言，影片充满了民族情怀。电影《嘎达梅林》中，我们会看到蒙古式的唯美爱情和悲情的英雄主义，体会到蒙古人民的不同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与不屈。电影《阿诗玛》取材于云南彝族撒尼人的民间传说，以音乐歌舞片的方式，用撒尼彝语进行创作，这是对民族文化的强调与表达，也是对民族电影的探究和推动。
历史剧能够表达一个时代的文化，彰显一个时代的矛盾。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以唐末期为时代背景，服装道具的设计以唐文化为依据，主题曲借菊花为象征物，歌颂中华民族高尚、坚韧的美德，肯定了中华精神，弘扬中国文化。取材于历史事件的电影《赤壁》，在刀光剑影的打斗中，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如投壶、蹴鞠、茶艺、书法、民族舞蹈等，把中国的哲学、文化、历史等诸多元素融于一体，鲜明，厚重。
三、电影中意象符号所呈现的文化内涵
（一）电影中传统民间艺术意象化视觉符号的呈现
电影中各种形象符号和形式结构并非独立存在，基本都消融在人和故事的背后，观众在感性的观影过程中，感受到其中的文化内涵。
现代中国涌现出大批以传统文化为创作元素的电影，如《红高粱》《白鹿原》等。东方人文特征的叙事语言，民族色彩的运用，传统造型的图腾，地域特色生活方式的展示等，幻化成视觉符号，很好地表现出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
电影《红高粱》的追求是对生命的讴歌，影片在表现的时候，选取了陕北颠轿、红高粱地、酿酒文化等一些独特的意象符号，讲述的是故事，传递的是情感，展现的却是历史。
电影《白鹿原》真实地还原了20世纪中国国民的生存状态，展示了儒家文化和民族精神，挖掘了众多中国传统文化，如农耕文化、男权文化、女性贞洁文化、民间民俗文化等。从对土地的原始崇拜开始，审视反叛与皈依，渲染出历史的质感和厚重感。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了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的民俗文化心理。祠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农耕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的集中体现，其中包含着一种身份认同感，渗透着强烈的儒家文化色彩。秦腔作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电影中一共出现七次，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剧情线索。导演对秦腔的着墨，既提升了电影的文化意蕴，又浸透着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貌。全片以土地、牌坊、祠堂、秦腔、戏台和破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化符号，在这个闭塞落后的小村庄里乃至白鹿原上，演绎着一段封建宗法精神统治的辛酸故事。
（二）意象化的音乐表达
音乐在电影中的表达主要以意境取胜，当天籁般的音乐响起，悠扬的曲调带着情绪飞扬而出，高低起伏的不是稿纸上印着的五线谱，而是内心深处不由自主泛起的一层层涟漪。在情绪带动的背后，更为深层的表意是文化的诉求。在电影创作中，传统音乐的融入，意象化的表达，与其说是一种形式，不如说是一种内容，对影像的补充，对情节的推动，对环境的渲染，发挥其所具有的丰富艺术审美特征，从而增加电影的艺术性和吸引力。民歌、器乐和戏曲等中国传统音乐在电影中的运用，为中国电影整体风格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1.民歌
民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已经深深扎根于电影创作中。陕北信天游是中国民族音乐的一部分，是陕北人表达情感的一种最优美的艺术形式。粗犷奔放的音域、悠扬高亢的曲调和陕北人的豪放性格相得益彰。《红高粱》中的两首陕北民歌《酒神曲》和《颠轿歌》，从腔调到旋律、节拍，都印着陕北文化痕迹。电影《刘三姐》以山歌对唱、对歌等音乐歌曲形式，呈现完全不同的音阶、调式、节奏等音乐元素，以意象化的音乐符号，诠释壮族文化。通过歌曲的演绎，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度挖掘，诠释出壮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神韵。
2.器乐
乐器从造型到弹奏，从音质到曲调，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意象化的表征，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源于乐器的器乐在中国电影音乐中的使用，丰富了电影的内涵，以“吹管”“拉弦”“弹拨”“打击”等方式演奏出来的器乐，催生了其在电影中的民族化表达和意象化特质。电影《骆驼祥子》里，导演用了一些当年流行于北京周边地区，如今最易让人联想到老北京的器乐，如京韵大鼓和三弦，来折射老北京的文化。片中采用“大三弦”，演奏出浑厚深沉的音调，表现主人公的憨厚老实。三弦一弹，八角鼓一打，错落有致、富有动力感的节奏就被演绎出来了，配合人物的语言、动态，达到烘托特殊的气氛和意境的目的。
3.戏曲
当戏曲融入电影时，电影便有了活力，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优美的韵律，铿锵有力的节奏感，扮相上的与众不同，唱腔上的独树一帜，让中国戏曲艺术有了厚重的文化感和历史感。以中国传统的京剧艺术为基本元素创作的《霸王别姬》，反复运用河北梆子的《小兵张嘎》，以及《活着》中对秦腔的表现等，彰显的是民族风格。戏曲音乐在电影中成为一种创作元素，一种有文化符号特性的意指。
中国各民族的原生态音乐，生动质朴，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在电影中，合理地运用这些民族音乐形式，作为一种意象化的表达方式，不但能丰富电影本身，深层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而且能升华主题，推动剧情发展，为影片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 周星.中国电影艺术传统史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6.
[2] 索亚斌.香港动作片的美学风格[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3] 刘紫旭.从电影《白鹿原》中窥探人与土地、历史的关系[J].西部广播电视，2015（05）.
[作者简介] 段艳红（1974—），女，湖南衡阳人，
世新大学传播博士学位学程2016级在读博士研究生，天津科技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