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关键词] 牟润孙；经学史；经史关系；“经史合一的史学”
[中图分类号] B2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5）05—0113—07
一引言
牟润孙（1908-1988）自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先后任教于北京、上海等地中学与大学，1949年播迁海外，相继任台湾大学、香港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他一生博通经史，成就广泛，在海内外学术界尤其史学界享有盛誉
牟润孙的著述，先后结集为《注史斋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59年初版，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增补版、2009年增订版）、《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海遗丛稿》初编与二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本文引用《注史斋丛稿》、《海遗丛稿》，均据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就笔者所见，有关牟润孙的传记资料与回忆文章，有李学铭《牟润孙教授编年事略》与《乌台正学兼有的牟润孙教授》、关志昌《牟润孙》、牟小东《牟润孙的史学渊源》、逯耀东《心送千里——忆牟润孙师》、陈万雄《由一封信说起——追忆牟师润孙》等
李学铭《牟润孙教授编年事略》见《注史斋丛稿》（增订版），第786-795页；李学铭《乌台正学兼有的牟润孙教授》、逯耀东《心送千里——忆牟润孙师》、陈万雄《由一封信说起——追忆牟师润孙》均收入《海遗丛稿（二编）》，第307-326页、第327-338页、第339-344页；牟小东《牟润孙的史学渊源》载北京《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关志昌《牟润孙》载台北《传记文学》第69卷第4期（1996年10月）。，对牟润孙的生平事迹与师承渊源、教学与治学经历、学术成就与特色有较为完整的述说和评析；专题研究论文有嵇义达《牟润孙的史学及其对清史的研究》、丘为君与郑欣挺《牟润孙教授的清代思想研究与意义》、黄馥蓉《牟润孙的学术与思想》
嵇义达：《牟润孙的史学及其对清史的研究》，丘为君、郑欣挺：《牟润孙教授的清代思想研究与意义》，同载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经学研究集刊》第7辑（2009年11月）；黄馥蓉：《牟润孙的学术与思想》，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8月，丘为君教授指导。，集中对其史学成就作了探讨。其实，牟润孙兼通经学，对经学史深有研究，李学铭即指出他治学强调经史互通，推崇他是一位“兼通经史、以史治经、以经证史的史学家”
李学铭：《乌台正学兼有的牟润孙教授》，《海遗丛稿》（二编），第310-311页，第317-324页，第326页。，黄馥蓉也认为“牟润孙治学兼通经史，讲求经史并重，在治史上具有以经治史、以史证经的特色”
黄馥蓉：《牟润孙的学术与思想》，第31-32页。，可惜正如李学铭所说“留意牟先生学术成就的人，大抵会强调他的史学而忽略他的经学”
李学铭：《乌台正学兼有的牟润孙教授》，《海遗丛稿》（二编），第316页。，迄今学界未对牟润孙的经学作专文讨论。为此，笔者不揆梼昧，撰述此篇，对牟润孙的治经成绩略加撮述，对他晚年关于经史关系的论说试作探测，希望能对他的经史之学有更深切的认识，对他的治学成就与特色作更准确地评判。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5期吴仰湘：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二经学史研究的重要成绩
牟润孙一生在宗教史、政治史、经学史、学术思想史、史学史等领域均有探考，中华书局结集出版的《注史斋丛稿》，将他的研究论文分为经学、史学、清史、清代学术、宗教等类别，可见他的研究成果既博又约。其实，牟润孙的经学和经学史研究成果，除“经学”类下所收9篇论文，还应包括“清代学术”类下的3篇论文
按，李学铭提及牟润孙1983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稿《经学在学术上的作用》，还有一篇文稿《述〈论语〉中的君子义》（《海遗丛稿》（二编），第323页），可惜均不见流传。，据发表年代，列目如下：1.《两宋〈春秋〉学之主流》（1951）；2.《〈春秋左传〉辨疑》（1952）；3.《宋人内婚》（1954）；4.《春秋时代母系遗俗〈公羊〉证义》（1955）；5.《释〈论语〉狂简义》（1956）；6.《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1958）；7.《论魏晋以来之崇尚谈辩及其影响》（1965）；8.《从中国的经学看史学》（1972）；9.《“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释义——孔子理想中的德化政治》（1980）；10.《王夫之顾炎武解〈易〉之说举隅——经学史是史学的辅助科学例证》（1981）；11.《论朱熹顾炎武的注解〈诗经〉》（1981）；12，《说“格物致知”》（1984）。
牟润孙自1951年正式发表治经成果，至1984年仍在矻矻穷经，用功既多，其成绩自然引人瞩目。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还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以下试举数例，对他特别重要的几篇论文略加撮述。
其一，重诂经文，探求经典本义。《论语·公冶长》言孔子困于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朱子解“狂简”为“志大而略于事”，释曰：“夫子初心，欲行其道于天下，至是而知其终不用也，于是始欲成就后学，以传道于来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为狂士志意高远，犹或可与进于道也，但恐其过中失正，而或陷于异端耳，故欲归而裁之也。”朱子综集前人之注，所说皆有来历，但牟润孙发现有两点显然不可通：一是将“狂简”指向人的行为，与下句“斐然成章”文义不贯；二是将此处的“狂简”与《论语·子路》的“狂狷”、《孟子·尽心》的“狂简”、“狂狷”混为一谈。他从《说文》入手，指出“狂”义为“妄”，“简”指书卷，“狂简者，盖妄以己意著之简牒也”，这种妄著简牍的做法，与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取径不同，“夫子述而不作，故于时人之妄作颇不取之”。根据这一新诂，全句文意相贯，怡然理顺。他还细检孔注、皇疏均直称“狂者”，另训“简”为“大”，释作“大道”或“正经”，而何晏作集解引孔注“吾党之小子狂者”衍一“简”字，“于是用以称大道、称正经之‘简’，转移为称人之‘简’。后人沿之，不悟‘简’乃以称书，非以称人，更受《子路》篇及《孟子》之影响，迷途不返者几千年矣”牟润孙：《释〈论语〉狂简义》，《注史斋丛稿》，第200页，第203-204页，第206页。，追寻出前人训解致误的缘由，令人信服。又《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两句，两千多年来解说纷纭，“其中虽有不少名家，思想自成系统，都只是独立为说，未能将上下文解说得圆通。究竟何家之说，合于《大学》原义，至今尚难定论”，牟润孙对此也作了深入考究。他首先指出，郑玄、朱子等将“物”解为“事”，很可商榷：“‘物’字如指人间的事务而言，在尚未修身之前，就入世去研寻事务之理，岂非本末倒置？‘物’字如指宇宙万物而言，则走向研究自然科学的途径，与修齐治平的目标南辕而北辙！何况‘物’字采取这两个解释中任何一个，都不能通过‘知止’、‘定’、‘静’、‘安’、‘虑’去获得格物致知！《大学》所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程序，在这种解释之下，实际上是弄错方向。”他认定此“物”字不能解指人间事务或自然事物，另外提出：“在先秦、西汉古籍中，‘物’字有神怪的涵义，《大学》中这个‘物’字，如训作神怪、精怪，或者比较恰当一些。”他在钱钟书《管锥编》的基础上，征引《周礼》、《左传》、《史记》，对“物”字可指神怪、精怪作了论证，并进而在金德建、刘殿爵、冯友兰等人的启发下，分析《管子》中的《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及《国语·楚语下》所载神明降附人身之说，推论《大学》的致知格物论实际上渊源于道家。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