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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是我国出版产业研究的研究者及其合作网络的知识图谱，由图7可见，研究者在出版市场及产业研究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广泛的合作网络，以研究者所在高校或机构形成的内部合作为主。主要有，以方卿、黄先蓉为代表的武汉大学研究团队；以王关义、乔东亮为代表的北京印刷学院研究团队；以周正兵、莫林虎、祝兴平为代表的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团队。
5 出版产业研究的三向度热点
在对出版产业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本部分将结合知识图谱、聚类结果以及对具体研究论文的质化分析，探寻2000—2016年间出版产业研究的热点议题。
本文以3为阈值，将所有关键词按被引率高低排序，共得到如图8所示的 20个高频关键词。这20个关键词不仅被研究者高度关注，同时和其他关键词
产生密切联系，处于出版产业研究的核心位置。高频关键词勾勒出自2000年以来出版产业研究的三个相互区别较大的研究领域： 出版产业链建设和出版产业勃兴、数字出版产业与产权保护、媒介融合中的中国出版市场发展。
5.1 出版产业链建设和出版产业勃兴
在市场经济下，各个产业间由于彼此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和逻辑、时空关系，通常能够形成一定的产业链条。而对于出版领域的产业链研究，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重点关注的领域。有关出版产业链的概念，目前方卿提出的观点得到普遍的接受，即出版产业链是指以出版价值链为基础的具有连续追加价值关系的出版关联企业组成的企业联盟[9]。在以出版活动和出版物为核心的出版产业链建设中，要运用向上、横向和向下的延伸策略不断拓宽出版企业的发展前景[10]。近年来，出版产业链上的出版企业在产业融合大背景下开始主动出击，通过与电信、互联网等企业的合作整合出版资源。基于出版产业链的研究，学术界开始对出版产业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如出版产业在现代信息产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等。从出版产业组织结构看，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也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促进出版产业的兼并和重组，从而打造出版产业的产业发展链条[11]。
许多学者将眼光延伸至世界范围内的出版产业变革大局中，尝试探寻中国出版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经验与教训。黄先蓉与田常清以产业经济学为切入点，认为目前我国出版产业在国际上仍然缺乏竞争力，主要是因为我国出版产业资源基础较为薄弱，产业组织结构不够合理，产业布局效率和集群效应不高，产业政策环境还有待完善[12]。赵立涛认为我国出版产业面临着外来威胁，同时新技术革命对传统出版产业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13]。
5.2 数字出版产业与产权保护
如表3所示，在有关我国出版研究的学术论文被引次数最高的10篇论文中，有8篇都是与数字出版、互联网、通讯及手机技术直接相关的。可见，在出版产业研究领域，数字出版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议题。
有关数字出版的概念，目前广泛采用《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的定义：“数字出版是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它利用数字技术传播数字内容产品，通过网络进行内容编辑加工”[14]。从总体规模来看，我国近年来的数字出版产業强势发展，无论是收入规模、用户规模还是产品规模都呈现井喷式的增长。相较于出版产业链，在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过程中，归根究底是内容传播渠道的变革，而数字出版产业链形成的关键，则在于新型传播渠道的建设[15]。
同时，伴随着技术的进步，数字出版产品本身便于传播、易于复制的特性也使得针对数字出版产品的侵权和盗版现象凸显，尤其是互联网中的版权保护问题，对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因而，针对新时代出版著作权和产权保护的研究也成为重点。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数字出版产业形成较为完善的法律系统，同时出版主体的版权保护意识也非常淡薄，使得侵权现象屡见不鲜。因而，一方面要尽快修订相关法规，优化数字出版产业的版权保护环境；另一方面，培养数字版权保护意识、营造尊重版权的社会风气也很重要[16]。
5.3 媒介融合中的中国出版市场发展
以2013年为标志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出版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必然使得数字出版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革。
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和出版产业特性影响，我国新闻出版产业市场结构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市场集中度偏低，市场壁垒过高，产品的差别化不明显[17] 。方卿厘清了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的5大关系，即传统内容与数字内容的关系、内容提供商与平台运营商的关系、数字技术和出版内容的关系、出版产品与受众需求的关系以及数字化升级与数字出版新业态的关系[18]。
人类的出版活动一旦融入市场制度，必然会产生属于其自身产业的发展规律，出版物商品的独特功能决定出版产业必须将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协调起来[19]。周蔚华提出，现代出版产业在信息产业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出版信息也具备着重要的经济功能，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非常显著[20]。可见，在当前产业融合和媒介发展趋势下，出版市场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但同时可行和有效的商业模式也有待学者与从业者们去发现。只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在出版产业内部才能发挥真正整体的产业优势[21]。
6 我国出版产业研究的讨论
自2000年来，我国研究者在出版产业领域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相较于其他学科以及出版研究的其他领域，出版产业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亟需探索的空间。本文在对1462篇学术论文进行具体分析和对研究热点的梳理后，尝试探讨我国出版产业研究的未来发展走向。
6.1 密切研究合作，打造出版产业研究“无形学院”
学术研究中，研究者间的合作对于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几名重要的核心研究者往往在该领域研究中成为带头人。乔纳森·科尔（Jonathan Cole）等人坚定地认为，学术研究者内部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等级的分层形式，且按照科研的产出率对学术地位等进行等级化的分配[22]。
在出版产业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密切联系的学术研究网络和学术合作，没有真正核心的研究带头人。如图7所示，涉及出版产业的研究都比较分散，研究者在对出版市场及产业研究过程中还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广泛的合作网络，大多还停留在“单打独斗”的状态，论文被引率不高，共词频率较低，导致出版产业研究长期停留于宏观和现象性的描述。
基于此，本文认为我国出版产业领域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密切合作，共建具有我国鲜明特色的研究场域，引用其他学者的最新成果，在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出版产业研究，使研究网络能够更加密集，从而能够打造起属于出版产业研究的“无形学院”。
6.2 结合理论透析出版产业现象
分析发现，1462篇CSSCI论文大多数都还停留于对出版产业现象研究。如表1和图6所示，相关研究中的高频关键词大多还是以中国出版业和出版市场为主，缺乏对隐藏在出版产业现象背后的深刻解析。我国出版产业的出现一方面与国家政策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与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勃兴有着密切联系。如果对我国出版产业的研究脱离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则必然会有自说自话之嫌。
停留于现象性的描述并且缺乏深度分析的原因，与研究者在进行出版产业研究时缺乏理论论证有关。多数已有研究仍然以较为宽泛的描述为主，没有采用理论对出版产业现象进行分析，只是从出版产业现象和未来发展展望提出的个人观点。
研究者需要运用相关学术理论对出版产业的发展情况或个案进行深刻的剖析，立足于我国国情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国出版产业进行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6.3 立足媒介融合大环境，积极探索出版产业发展新路径
如表3所示，在被引次数最高的10篇有关我国出版研究的学术论文中，有8篇都是关于数字出版、互联网、通讯及手机技术的新兴出版市场。可见，出版产业研究已经与新出版形态的发展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数字出版已经成为出版产业研究的重点之一，与数字出版相对应的媒介融合、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等已经成为研究者“常用”的研究视角。
研究者应该从媒介融合的视阈出发，对出版产业变革进行积极探索，尝试立足“新常态”发现新路径。出版产业研究也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对出版业被动的描述和分析，更要走到出版业发展的前面，从学术理论层面上分析出版产业的未来发展路径，从而给予出版产业以足够的理论指导。
注 释
[1] 北京印刷学院文化产业安全研究院.中国出版传媒产业安全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
[2]关于推动国有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OL].[2015-09-15].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15/c1001-275836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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