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比较法与价值评估
清代乾嘉学术，崇尚考据，注重实事求是，比较法为其中重要而常用之考史方法。如赵翼《廿二史劄记》，考察正史书法优劣，即自觉采用比较考证方法（《廿二史劄记》卷六“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也是通过历史著作之比较，凸显史家修史必须详略得宜，方能重现历史真实面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则以直书或讳书为准则，比较列朝史书，考察史家著作，而判定其优劣得失（《十七史商榷》卷五三“《新唐书》过誉南北史”，卷九三“欧史喜采小说，薛史多本实录”）。崔述《考信录》，探究上古历史，从时代发展的视角，比较历代文章繁简之变化，得出“世变所趋，不得已而然”之论断。又比较历史上相似事件之异同，以考证其内在法则，如对尧舜禅让传贤制度之论述，即比较燕王子哙之于子之，汉孺子婴之于王莽，汉献帝之于曹操，无论主动禅让或被动，时移势异，皆与古人貌同心异，不可一概而论（《唐虞考信录》卷一“尧建极”）。由此观之，是非、虚实、得失、优劣之判定，直书、曲笔、书法、真相之勾勒，都有赖比较法“实事求是”之运用。
比较法，是学术研究的常法；校短量长，求同究异；判别得失、优劣，察查消长、兴亡；考证真伪是非，辨明雅俗、因革，都得运用比较法。黑格尔《小逻辑》一书，认同的比较法，要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要能“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试以《史记》研究为例，从宋代倪思《班马异同》起，即多比较之论述；当代徐朔方《史汉论稿》、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施丁《班马异同比较》，亦多采比较研究法。论者归纳近来《史记》研究运用比较法者，大抵有五大层面：其一，《史记》本身篇目之比较；其二，《史记》与前代、后代史学、文学之比较；其三，微观与宏观结合之研究；其四，国外新方法之借镜比较；其五，多元化之研究方法（张新科《史记学概论》第十二章《〈史记〉学的资料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这些方法的运用，所得成果，当不止于异同、因革之较论而已，亦多得失、优劣之评骘。《史记》之价值，经由比较，将更昭然若揭。
比较文学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侧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包括作品风格、结构、情调或思想之类同，以及有关传统或影响的研究。自从欧风东来，穿凿附会者有之，弄巧成拙者有之，陈寅恪先生于此曾有谏言：
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或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
比较文学之探论，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拓宽了新视野，使吾人能与异域、异地、异代之文学作广泛之对话。但作为研究对象，却不可随兴任意。陈寅恪持审慎严谨之态度，提出只比较文学研究之范畴，最好只限于“文学史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强调“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在操作方法，选用工具之际，顺理成章最好，强作解人，大可不必。至于比较文学属方法论或本体论，跟符号学、阐释学有何关系，可参阅张汉良《比较文学方法——符号学与阐释学》一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励耘学刊·文学卷》，2005年第2辑）。
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著有《中西比较诗学》、《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化与中国文论》、《中外比较文论史》等论著。其中，《中外比较文论史》一书，谈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以跨文化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在学术研究方面，大抵运用五大方法：其一，阐发研究；其二，异同比较研究；其三，文化寻根研究；其四，对话研究；其五，整合与建构研究。这套方法学的理论，同样适用于东方国家间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如中国与印度、中国与阿拉伯等；推而广之，亦可运用于印度和西方、日本与西方、朝鲜与西方等跨文化之比较文学研究（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橫向比较之方法，都值得借镜参考。
《左传》叙述战争之成败、词令之说服、人物之功过、政治之得失，每多运用比较之方法。方苞《左传义法举要》谓：“左氏于通篇大义贯穿外，微事亦两两相对。”林纾《左传撷华》亦称《左传》：“每举一事，必有对也。”叙事笔法两两相对，无独有偶，就是比较法，《左传》叙事传人多用之，此乃“属辞比事”之《春秋》书法。清姜炳璋《读左补义》所谓：“一传之中，彼此相形而得失见；一人之事，前后相絜而是非昭。”《左传》或用夹写，或用并叙，相形、相絜、相比，而史事昭然。司马迁成《史记》，列传之合传，亦多采比较论述之法，如《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皆是。所谓“彼此相形，而得失见；前后相絜，而是非昭”，是《左传》、《史记》史传叙事之义法（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史笔》，台北里仁书局2011年版）。真正的历史著作，很少不用历史方法的。尤其是比较历史学之研究，十分强调可比性原则，类型选择，以及运用程序。虽有其局限性，只要同时运用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即可获得改善。知晓《左传》以史传经多用属辞比事，《史记》史传文学多用对照比较，有助于《左》、《史》文本之探究。
比较法，是史学方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傅斯年先生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强调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其《史料论略》一文，谈史料之相对价值，都用比较研究法：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记载对民间记载，本国记载对外国记载，近人记载对远人记载，不经意记载对经意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以及口说史料对比著文史料。史料学既是比较方法的运用，可见比较自是治史的核心方法。陈寅恪归纳王国维治学的三大特点，也都涉及比较方法。杜维运教授鉴别史料，提到同源史料之比较，异源史料之比较，转手记载与原书之比较，也凸显比较方法的重要。刘家和著《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提到研治历史，运用比较方法，有得亦有失，值得参看。《余英时文集》第七卷，收录余英时院士“少作”诸论著（即《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自序》称：“我深信西方的历史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所谓参照系统，所谓比较观点，运用的也是比较法。
论者指出：比较史学有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等类型。运用比较方法治史，首先要明确可比性，避免使比较沦为比附。比较研究的重点，通常是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共同性或相似性的事物，以求得“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进行比较研究时，不只要作单向比较而已，更须兼用多向比较、交互比较，以免失之片面与误解（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比较法，是应用广泛的研究方法，有人具体应用在中国教育史的考察上，其操作要领在“代与代比，中与外比，事与事比，人与人比，前与后比”，经由比较，特点就凸显了，优劣得失的评价就呼之欲出了。作者再就名实、体用、异同、大小作比较，表现出五种可能：一、 名目相同，实质不同；二、 目的相同，对策不同；三、 制度相同，内容不同；四、 学派相同，论点不同；五、 事例相同，影响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陶愚川《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此虽比较中国教育史，若推广此法探论经学、史学、思想或文学，持以较论对象或层面，或可类比相推，则于方法学思过半矣。
在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方法的运用更为普遍。就诗歌而言，如《诗经》、《楚辞》之比较，屈原、贾谊之比较，陶渊明、谢灵运之比较，李白、杜甫之比较，韩愈、柳宗元之比较，元稹、白居易之比较，欧阳修、苏轼之比较，苏轼、黄庭坚之比较，宋诗与唐诗之异同，苏轼、辛弃疾词之比较等等，不一而足，此皆荦荦大者。就小说研究而言，比如《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作比较，经由比较即可发现其中承继、扬弃、独创之处来。即便是短篇小说，亦可经由渊源与流变之比对，与其他流派之对照，从而考察出研究对象在小说发展史上之独特地位。其他，如《唐语林》与《世说新语》；《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欲知源流正变，因革损益，比较研究法可以有功。胡适之提倡白话文，注重通俗文学。对于研究歌谣，提出一个有趣的法子，就是“比较的研究法”。搜集来的歌谣，许多是大同小异的。我们试把这些歌谣比较着看，剥去枝叶，仍旧可以看出他们原来同出于一个“母题”（胡适《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数十百首歌谣，在“母题”大同之前提下，作微殊小异之比较，就容易看出作品之优劣高下。
程千帆先生著有《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等两部诗学论著。其研究策略有二：其一，以作品来印证理论；其二，从作品中抽象理论（张伯伟编《程千帆诗论选集·编后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至于研究方法，最常用且最擅长者，当数比较法。在《古诗考索》一书中，如《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比较郭璞和曹唐两家《游仙》诗；《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比较陶潜、王维、韩愈、王安石四家的《桃源》诗；《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比较李白和徐凝两家的《庐山瀑布》诗；《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比较韩愈、李商隐、郑谷、王安石咏李花梨花诗句；《〈长恨歌〉与〈圆圆曲〉》，比较白居易《长恨歌》与吴伟业《圆圆曲》。在《被开拓的诗世界》中，更是从各个侧面用了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杜诗，既比较了杜甫与屈原、贾谊的忧患感、责任感，如《忧患感和责任感》；又比较了杜甫的七律诗与李商隐、韩偓的七律诗中的政治内涵，如《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又比较了杜甫与韩愈、欧阳修、苏轼以及其他数家的禁体物诗，如《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又比较了杜甫与高适、岑参、储光羲的登慈恩寺塔诗，如《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或从主题、形象、风格三方面进行比较；或吸收中国古代诗论的成果，将比较分析之结果提升到理论层次。舒芜撰文推崇之，以为没有这些比较，这一卓绝精深的研究，是不可能进行的。当然，比较法的成功运用，其中自有学养和慧眼的搭配：
千帆的诗学，善于比较。这不是千帆诗学方法中最主要的一条，只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条。我觉得，只有真正熟读博览，沉潜浸润于古今诗歌之中，长时期积累了欣赏和理解的成果，读书得间，自具慧眼者，才有可能运用这样多角度多方面的比较方法。若没有这样深厚的根底，则往往只能局促于一家一篇之中，或者泛滥于一家一篇之外。根本不会知还有何可比，何从去比，如何去比。（莫砺锋主编《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桑榆忆往》“友朋评议”，舒芜《千帆诗学一斑》）
经由比较，容易看出优劣、精粗、得失、高下，出入、异同，甚至因袭、变革；传承、开拓。至于有何可比较？何从比较？如何比较？确实牵涉到熟读、精思、慧眼、自得，这是另一个话题，暂且不表。
陈之藩先生是知名的散文家，也是杰出的科技人。在一篇日记里，曾提到工具对研究的促成之功：“科学研究的新工具，如同旅游上的新运具，车载你到新的园地，船载你到新的海湾，飞机载你到新的大陆；而在科学境界中，显微镜、望远镜、电子显微镜等，带你深入到洞中的深洞，又领我们伸展到天外的新天。”（《陈之藩文集》第三册《散步·日记一则》）车船、飞机、显微镜、望远镜，善加利用，都能爱日省力，事半功倍，协助人类达成任务，进入深层境界。运用何种工具？往往量身订做，因事制宜。方法是传统或新潮，可针对目标进行斟酌。只要能圆满而顺利解决问题，都是好工具、好方法。学术研究也是如此，能够讲究方法，运用工具，自然效果加倍，成就非凡。
《礼记·学记》称：“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教学如此，学术研究亦然。“杂施而不孙”、“独学而无友”，将治丝益纷，触发无缘。试观民国初年以来学者，如王国维、梁启超等，大多汲取西洋之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而造就个人学术成果之优越。王瑶教授于此，有一针见血之观察：
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柢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由此可见，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新的治学方法，对于学术研究的触发，优秀成果的提出，崭新局面的开创，都很有推进意义。其中，研究方法的讲求，尤其重要。如胡适之以历史演进法研究文学，朱自清融通语义学与考据学，郑振铎注重新资料、新方法与新观点，闻一多从审美的角度、中西比较的眼光、学科整合的方法，强调研究方法的独创。这些，都值得借镜与参考。
（作者单位：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