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郑韩故城出土的墨书牛肋骨，所记内容为物品的名称及数量，还有物品纳入、支出、借贷和贷赋，时代为战国中期后段，性质属韩国的官方会计档案。此发现填补了我国缺少战国时期会计档案实物的空白，而且这种以骨为载体的先秦档案，对研究战国时期的档案、经济、文字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战国;会计档案;学术价值
Abstract： The ink-written accounts have been excavated in Zheng and Han states city-site. These official accounting archives were kept on beef-rib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f Han state， which recorded names and quantity of goods， relative loans and interests. The discovery fills in the blanks of accounting record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archives of the early Qin period kept on bone with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which can provide physical information on researching the history of archives， the economy and the writing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y words：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ccounting archives; Academic value
郑韩故城位于河南新郑市城关附近，双洎河（古洧水）与黄水河（古溱水）交汇处。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在此建都500余年，[1]并因此而得名。1998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郑韩故城东城的仓城东北部，发现一座圆形灰坑（编号H2164），出土带有墨书文字的牛肋骨39根。[2]根据墨书内容判断，这批有字牛肋骨为战国会计账簿，属会计档案范畴。此发现填补了我国缺少战国会计档案实物的空白，是继商代、西周甲骨档案之后，再次以骨为载体的先秦档案实物的重大发现，对研究战国时期的档案、经济、文字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 战国会计档案的发现及其性质
H2164中共出土牛肋骨48根，经拼对粘接为45根，其中墨书有文字的39根。这些牛肋骨骨质状态较好，均与自然形状相近，长度不等，最长的达 29.4厘米，最短的残长仅6.4厘米。坑中与牛肋骨同出有大量陶器，经过对陶器特征的分析，初步推断，该坑废弃的时间为战国中期后段左右，约相当于韩襄王与厘王时期，下限最迟不晚于桓惠王在位时期。坑中牛肋骨的使用時间应稍早于该坑的废弃时间，即墨书牛肋骨的时代应是战国中期后段左右。
这批墨书有字牛骨，文字书写于肋骨的正背两面。从章法布局看，肋骨上的字均自上而下，由右及左书写。由肋骨较宽到较窄处，自上而下，分为3～4排，排列规整。第一排为数字编码，在顶端，也即肋骨较宽的一端，一行或两行一个数字编码。第二排自上而下，依次是人名、物品名和数量、借贷记录、完讫标示。第三排自上而下，仍依次是人名、物品名及数量、领取数量或用项、完讫标示。第四排，多记用项。有些肋骨上看不到编号，可能是文字漫漶或脱落所致。
我们以编号H2164：43的牛肋骨为例，展示这批有字牛肋骨的形态及其文字的书写方式和内容。这是一段靠近脊椎的牛肋骨，由三块肋骨粘接拼合而成，其上墨书文字较清晰、完整。肋骨两端微上翘，通体呈弧形。肋骨正、背两面皆有墨书，正面墨书呈3排分布。第一排位于正面最上部，从右到左，依次有“七十九”、“八十四”、“五十九”、“六十九”四个编号。这四个编号对应七条记录。除“八十四”对应一条记录外，其余三个编号均对应两条记录。第二排有七条记录，每条记录由上至下书写，依次为人名（吂舒、蜀虎等），物品名（纑）和数量（三束、十九束、十六束、二十九束等），借贷记录（六束贷赋、三贷赋、二贷等），完讫标示（讫）。第三排有六条记录，每条记录同样由上至下书写，依次为人名（成壹、事池庇、棏人、集戊等），物品名（纑）和数量（四十六束、七束等），领取数量（取纑六束、取纑十四束等），完讫标示（讫）等。肋骨背面上部截面大致呈山字形，有少量骨松质外露，文字记录疏朗地分为上、中、下三排，每排记录均从右向左书写。其中，上、下两排各有三条记录，均居于右侧，中间一排有两条记录，居于左侧。背面记录有特别之处，即第三排右边的一条记录上从上至下涂有一竖划，表示此记录作废，估计可能是该记录有误或对此项不予立账。
H2164：43上共有21条记录，所记物名皆为“纑”。我国古代的丝、麻、棉都可称纑，用麻织成的布缕亦可称纑，蔡全法先生认为所记的物名极可能是丝或麻之线束。肋骨上的记录简约，没有明确显示物品的纳入。我们从“事池庇”、“棏人”等的支“取”记录，每个人登记的数量，及从中借还贷的内容及数量推断，“吂舒”、“蜀虎”等名下的物品及数量当是纳入或借贷的相关记录。这批牛肋骨的墨书内容与肋骨H2164：43基本相同，所记内容为“纑”的纳入、支出、借贷和贷赋。
《史记·韩世家》载：“（哀侯）二年（前375年），灭郑，因徙都郑。”[3]韩国定都新郑后，在城内新筑了一条南北向的隔墙，把都城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城为宫城和贵族居住区，东城为仓廪、屯兵和手工业集中区。经发掘证实，今仓城一带为东周时期的大型仓廪区，[4]并从出土的量器上多有“公”字印记分析，这些仓廪属国家性质。[5]墨书牛肋骨的出土位置位于仓城的东北部，结合上述墨书内容分析，这应是战国时期韩国仓廪中的专项簿记，即当时的官方会计档案。
2 战国会计档案的学术价值
在先秦史研究中，因文献不足的限制，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会计档案作为稀缺的先秦出土文献，其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2.1 档案学价值。先秦档案根据内容又可分为五类，即占卜档案、盟誓档案、科技档案、祭祀档案、公文档案。[6]战国牛肋骨墨书档案的发现，为先秦档案增添了会计档案这一专门档案新类别，丰富了先秦档案的形式和内容。
所谓的会计档案，通常包括那些有保存价值的会计凭证、账簿和报表等会计核算专业文件，[7]而战国会计文件主要有券书和账簿两种。券书记载债权、债务及买卖合约，关系双方各持一券，卖方持左券，买方持右券，具有经济凭证性质;账簿则按货物种类分别立账或依债务人的姓名分户登记，其载体多是竹简、木牍，或刻写，或墨书，或漆书，这些竹简和木牍按会计事项的先后以绳索系联成册，用“入”、“出”作为记账符号，记载财物的结余，具有账簿和报表类似的功能。[8]郑韩故城战国会计档案的出土，使我们对战国会计账簿有了清晰而具体的认识。
我国古代档案的沿革源远流长，经历了从原始记事到甲骨、金石、简册、缣帛再到纸质档案。[9]现存先秦档案实物按载体分，主要有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帛档案、石刻档案等。[10]郑韩故城战国会计档案的发现，是先秦时期继甲骨档案之后以兽骨为载体的档案实物的重大发现。这批档案选用牛肋骨作为墨书载体，是与牛骨骨质坚硬而经久耐用的特性密不可分的。随着牛耕的推广和普及，牛在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较之前有了飞跃性的提高。鉴于牛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为保证足够的畜力，《礼制·王制》载“诸侯无故不杀牛”，此后的中国历代王朝设有“禁止私杀牛”的耕牛保护制度。[11]战國会计账簿选用珍贵的牛骨作为载体，彰显了这批会计档案的重要性，也可作为官方档案的有力旁证。
2.2 经济学价值。我国古代的会计工作及会计活动中形成的账簿皆可称为簿记，战国时期的簿记称为“记”、“簿书”、“籍”或“籍书”。《战国策》云：“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乎？’”[12]其中，“计会”指会计，即计算和管理财务。“孟尝君出记”之“记”，便是会计账簿。《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恒籍”、“菀籍”之“籍”实乃会计账簿。[13]
东周时期，借贷已是常见的经济活动之一。《左传·文公十四年》载“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左传·昭公三年》曰“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此类记载屡见于文献。在H2164：43的肋骨第三行中部有“六贷三十四束，已（讫）”，可理解为某人借贷了六次之多。根据“借贷十九束，贷赋六束”判断，借贷的息税约为贷出的三分之一。由此推断，战国时期韩国借贷行为可能比较常见，也应是充实国库的一项重要经济方略。
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会计档案虽仅记录 “纑”（线束）入、出和借贷，此账簿属于当时众多分类账簿的一部分，作为专项账簿已不完整，诸多相关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有待进一步发现和研究，但作为韩国簿记实物，其承载的经济信息弥足珍贵。这批官府会计账簿属于中式单式簿记，为流水账簿（草流簿），有固定的“入出”记账符号，记录条目有章可循，记载要素排列有序，说明战国时期我国单式簿记在夏、商、西周的基础上有了巨大的发展。这批战国会计账簿反映出会计簿记确是当时国家控制财物入、出的有力手段，依此可避免财物入、出过程出现混乱及流失，确保国家正常的经济运转秩序。而且作为财物入、出的文字记录，是韩国仓廪主管官吏及相关当事人履行财物管理职责的书面凭证，也是仓廪财物监管和人事考核的重要依据。会计账簿是“纑”的专账，表明当时是按货物品种分类设立账簿，包含诸多要素，且诸要素排列井然有序。如前所述，一条完整的记录，编号居首，其后依次为当事人姓名、入出符号、物品名称、数量、借贷、完讫标示等，如此便于会计核算，进而为相关经济活动的深入开展提供有益的参考，降低经济活动的盲动率，减少因经济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
2.3 古文字学价值。从总的方面来说，战国文字大致可分为东土、西土两大区域，又可再细分为秦、楚、晋、齐、燕五系。[14]郑韩故城出土的韩国会计档案墨书文字属于晋系文字，是继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之后的又一批晋系墨书文字，为晋系文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墨书是手写真迹，如实展现了战国文字的真貌，相对于手写文字变体的金文、玺印文字而言具有独特的价值。这批肋骨墨书的字形，与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中后期的金文、陶文字形相近，部分字形罕见，对于研究古文字、书法艺术都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3 结语
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墨书账簿以牛肋骨为载体，记录内容包括出入库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当事人与借贷事项和贷赋等，属于流水账性质的会计档案。根据其出土位置推测，这批会计档案是韩国官方仓廪账簿，其中涉及人名姓氏近四十个，有些姓氏还见于韩国的陶文或兵器铭文。如H1264：43正面第一行作“吂舒”，新郑韩国兵器窖藏中有“八年吂令戈”，[15]吂为姓，借贷和作器之人同姓。这些人作为当时手工业生产的管理者或直接参与者，均不见于经传记载，会计账簿为了显示货物的来龙去脉，记录了入、取货物当事人的姓名，这为研究战国起名风俗、地理、族氏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商周金文字词集注与释译”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ZD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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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南省济源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来稿日期：2015-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