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交流模式在数码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数码的世界中，艺术品类的角色的功能发生了新的“生态演变”。在这场演变中，古老的文本艺术(小说、诗歌)受到影像艺术的严重挑战。“影像艺术”的不断中心化的原因之一是人类的“恋图”情结的推动力，数码时代为这一古老的集体冲动提供了“返祖”的可能。
[关键词]图像艺术；文本艺术；阅读倦怠；“恋图”情结
一、“影像艺术”与“文本艺术”的角色嬗变：中心与边缘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被抛进了一个“读图的世界”。海格德尔在20世纪中叶就说，“我们正进人世界图景时代，世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系列图景”。如今，这一判断已成为现实。在数码世界中，人越来越多的通过图像与世界打交道，人类通过文字与世界打交道的千年沿袭受到了改写。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不断地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小说死了，文学死了”。一个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诗的国度”面临严重的挑战。作家们各自使出浑身解数，寻求新的出路，如部分作家有计划地进军影视界，演绎出具有鲜明特征的作家电视剧、摄影小说等。这一景观体现了作家们企图将自己的文字作品“影像化”的努力。
克罗伊在《文学的衰亡?传播媒体的形状》一文中有一个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高科技的运用的历史即传统文学艺术失败的历史；利奥塔将“话语的、图像的”二分，演绎为现代的、后现代的二分，也即现代是理性为话语中心的，而后现代则呈现为感性的图像中心的；海德格尔说，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我们已走进了“图像时代”。
在数码世界中，我们无法否认，“字”受到了“图”的排挤与包围，艺术的百花园产生了结构性的生态变化。以影像为载体的艺术将不断地挤进艺术的中心，而以文字为载体的艺术将逐步走向边缘。
二、“影像艺术”中心化的成因
1.文字的成因：人类传递“客象－图像”符号的动力。
在文明之始，人类生活在情景、图像的生活之中。人类的交流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因。在人类交流中，人类始终企望能传递图像、表达情景，但几千年来，人类无法实现移动这些符号。移动这些符号的需要与冲动，使原始语言产生了。原始语言是一种“有声语言”与“手势动作”的糅合体，它带有浓厚的具象性，饱含大量生动的非语言因素，如，手势、动作、表情、姿势、腔调、眼神等。德国的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称之为“声音图画”。这种方式是一种“没有分化的相对独立的活动，其主导地位的职能是用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它不是语言，而是对知觉和表象。对整体情景的生动再现，然而，这种原始图画，都是孕育人类语言的母体”。
原始语言虽然可以使人类交流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作为原始语言主要符号的图画，制作繁琐，而且难以规范化，使其作为交流符号极为不便。图画远远满足不了人类交流的强烈愿望，交流欲望与交流代码笨拙之间出现了紧张。于是，就需要有一种简单的、易于族民操作的画，这些简单的、可传递的简单的画，就叫做文字。在中国甘肃、陕西等地发现的属于仰韶文化的遗物中，发现大量的原始绘画，距今约六、七千年，状似文字，出现于商周青铜器。它证明了人类文明初期由画到字的演进趋态。
文字的母体是图像，文字是图像的产儿，原始的文字采取的一种简约、抽象图像的做法。可见：文字是图像无法作为传递符号情况下的无可奈何的产物。由图画孵化的文字，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文字的指归是图像。字的初衷是让人通过对它们的解码、想象，把它们还源为“声音图画”、“生活情景”。晋代王弼曾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对意、言、象三者的关系中作了如下的诠释：“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也”，“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出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从字的发生学角度看，存在一个逻辑程序：意→象→言。可见，言(文字)从象(图画)中来，言是象之催生物。从文字的解读者的角度看，其顺序逆转为：言→象→意。言能还原象，言的目的是达到象。文字是从具象简化而来，解读文字的过程，实际上是读者经过这些“简化的抽象”、重新再造生“复杂具象”即“画”的过程。
字从图画的腹中走出，但从没有断开对母亲的爱恋。原始文字具有浓厚的“恋图”情结。中国的形象文字是文字“恋图”的最精彩例证。宋代张舜民在《跋百之诗画》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无形诗”。宋孔仲武在《东坡居上画怪古赋》中说：“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趣。”中国汉字内潜着对画的记忆与冲动。汉字虽有造境之力，但不会永远让人满足。宋代，诗与音乐联姻，产生了词，从词演化到曲，再到杂剧，汉字从未停止对“声音图画”的媚拢。
字从画的母体脱离后，本是为了作为画的代码，便于交流，但事与心违，文字到了后来的功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新变。随着字与“物”、“画”逐渐分离，字不仅表达情景、画面，而且可以表达抽象的概念，文字的运用，助催了人类思维的另一翼：抽象思维。
2.数码时代的“新文字”：影像符号。
几千年来，文字充当了人类交流的主要符号，并由之建立起了文字文化。诗、文学即是文字文化的重要部分。
如今，人类走进数码世界，影像作为交流、传递符号已成为可能，而且迅速、便捷。不难想象，人类一旦有条件不需通过抽象的文字的转换去构筑生活情景、画面，实现直接以“画”表画，则人类千古的“恋图”情结会迅速得到释放。电影美术家巴拉滋所说，“人类从‘看’的文化转变到‘读’的文化，又发展到现在的‘新的看’的文化，这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人类的语言以“声音图画”为起点，以文字的进化为周长整整绕了一个大圈，这个一圈走了几千年。今天，人类出现“图恋”的大返祖，仿佛回到了列维。布留尔所说的人类童年的“声音图画”世界中。
作为“新文字”的影像的问世，必然促使艺术功能结构的新变，其中，文本艺术的部分功能将被影像艺术取代。影像艺术如摄影、电影、电视等将在这场转型中脱颖而出。
三、“影像艺术”与“文本艺术”的角色调整
1.影像艺术的勃兴。
媒体的变革与艺术生态之间有着密切的感应关系。在人类的文明史中，纸、印刷机、铅字粒的发明，使字的交际功能如虎添翼。铅印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的交际方式，改变了艺术结构，而且成就了文学的繁荣。印刷水为故事、传奇等大容量、大众化的艺术品种提供了载体的可能小、说以其巨大信息蓄存量，取代了诗词的盟主地位。近现代小说的普世化、平民化，使它具有强大的政治、伦理功能，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梁启超著名的“小说新民说”，鲁迅、郭沫若的“弃医从文”，似乎是时代的使然。小说在20世纪成了最主要的艺术品类。
然而，到了数码时代，小说等千年宠物的“文本艺术”，一下子失掉了光环。而影像艺术，如电影、电视等受到青睐。本文认为，数码时代下影像符号的可传递性，是造成小说等文本艺术失宠
的重要原因，而人类的“恋图”情结是深层的动因。
文字虽是图画之子，但是，到了现代，它越来越表现为一个叛臣逆子。苏联心理学家A·P·鲁利亚曾经指出：语言以后的发展历史是词与实践活动、感性活动相脱离的历史。语言文字是一套产于客体又超越客体的符号、代码，语言文字的这种特性与抽象思维互相促进，带采了哲学、科学的繁荣。但这种繁荣是有代价的。语言的这一进化是以牺牲语言的实践性、客象性为代价的。词语越来越远离客象语境，犹如脱绳风筝，飘入云霄。这对于“塑形造景”、“传情达义”为特征的文学来说是很不利的。这文字的缺陷早已受到警惕，歌德深有感触地说，“那试图重新用文字来表达艺术境界的想法，看来好像桩蠢事。”但在影像符号没有成为交流、传递符号之前，小说仍然几乎一手包揽了所有的“业务”，描写的、叙述的、议论的、抒情的，一无例外。
当影像符号成为可传递时，小说等文本艺术当然不是故事性、描述性为主的文学作品的最佳载体。这方面的小说可能被影像艺术所代替，因为：
首先，文本艺术把多维性的立体生活图景置换成单维的抽象符号，这样，读者必须在想象中把它还原为生动的多维的生活图景。这样既费力、又容易丢失信息。图像艺术以听觉和视觉结合的方式，使生活四维化、立体化。图像艺术可将文学、摄影、编导、表演、音乐、美术等成分，组合成一种“复合语言”，受者可获得全新的审美感受。
其次，图像艺术不仅是一种“复合语言”，而且是一种“国际语言”。图像艺术可跨越民族语言的阻碍，它是一种国际性语言，受者基本上不受民族、文化水平的限制，具有极大的广普性。文学艺术的间接性、多义性对读者的修养有更高的要求，一个低水平的读者，有一大批词难以找到对应物，出现所指的“扑空”，让受者在审美面前迷失自己。而面对影像艺术，受者则不需要有高深的修养。再次，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在竞争激烈的信息时代，人们无暇沉下心来阅读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出现文本阅读倦怠的现象。
从民族性的角度看，影像艺术之所以在中国备受青睐，与中国“恋像”情结有关。中国是一个善于形象思维的民族，它的文字构造、思维方式、艺术追求等无不烙上“像”的印迹。例如，不管何方神圣，必为之立像，哪怕是张冠李戴。西方人决不给上帝画像，一旦立像反而会损伤作为超验真理的存在的“上帝”的概念，因为高度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使西方人轻而易举地通达“上帝”的概念。中国人的这个“特长”为影像艺术的勃兴准备了一个先天的鉴赏修养。
2.文本艺术的自我调整。
面对文本艺术的萎缩，写作者则应扬己之长，避己之短，自觉调整自身的地盘。相对于影像艺术，文本艺术本身依然具有不可取代的某种优越性。在文本艺术中，能指与所指一定程度的疏离是它的“特短”，也是它的特长。文字有无穷的张力，它留给了读者无限的想象，供给了一个阅读再创造的艺术空间，正因如此，“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人总存在一种想象欲，文字能满足这个欲望。读者可通过文本艺术作为跳板，跃上想象的云天。而图像艺术只提供受者一个定型的“哈姆雷特”，这是没商量的艺术定格化。“回眸一笑百媚生”中的“百媚生”有极大的想象空间，是任何图像艺术难以图解的。罗兰·巴特认为，可写性文本(文字能指与所指独渐疏离)使读者敞开自己的想象，发掘自己的潜能，立于文本又超越文本。每一次阅读都是读者与文本世界的一次次不同的相遇，与作者一起参与创造作品中世界的新意义。
因此，文本艺术应将注意力聚焦在影像艺术较难以达到的地界，如意识流、非理性、哲理性、抒情性、思辨性等内容。当下的现代派小说、哲理性散文、情感交流型散文依然挺立于图像艺术对文本艺术的包围之中，是因为影视长于讲故事，而短于抒发感情。
3.“影文合一”：超越文本与影像的新生艺术。
面对文本艺术的“危机”，美国诗人约翰·乔尔诺认为，如果文本艺术不注意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将只有“死路”一条。他为此自配自导制作配乐诗光盘，获得了良好的审美效果。事实上，文本艺术在承载起交流主符的重任时，便深造自己在“塑形画景”中存在缺陷(因为文字的能指和所指在初始是合一的，后来便不断分离)，人类从未停止对图像艺术的送去“秋波”。上文所提到的词、曲、杂剧的问世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处于转型的文本艺术，或许可与影像艺术握手言和，创造出一种“影文合一”的全新艺术品种，以获得审美的双重愉悦。
约翰·乔尔诺的光盘配乐诗是艺坛的一盏亮灯。备受关注的摄影文学、电影诗就是文本艺术与影像艺术联姻所产的新品种，它满足人们对艺术作品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审美的双重需要，是古典意义上“图文合一”的现代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