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采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对我国2004—2015年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通过Bootstrap对结果进行修正，并利用PSTR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与“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化石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两因素演变的适配关系。在化石能源消费由高到低连续变化的不同阶段下，由于环境外部性大小不同、企业“成本效应”不同和“公告效应”的存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存在相应的差异。结果表明：12年来我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呈波动变化，总体没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另外，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存在显著适配关系。①单纯以化石燃料消费占比来看，当化石燃料占比处于较高的消费区间，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呈现负向作用；当化石燃料占比降逐渐降低，此时负向作用减弱甚至开始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②在“化石燃料消费占比”、“化石燃料消费规模”结构两因素共同演变视角下，化石燃料消费占比高、规模高，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也呈现负向作用，当化石燃料消费占比、规模逐渐降低，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逐步由负转正，并且促进效用逐步增大。因此，本文的政策结论是：环境规制的调控效果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阶段存在适配关系，脱离了“节能”的环境规制效率是低下的，甚至是负作用。因此：①必须立足于一国能源消费结构现状来控制环境规制强度。②只有在严格深化以非化石燃料等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能源结构改革的前提下，环境规制才能更加深刻而有效地助力我国能源效率的改善。
关键词 环境规制；全要素能源效率；能源消费结构；适配关系
中图分类号 F06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4-0098-11DOI：10.12062/cpre.20171005
作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不断推行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回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2016年，我国14.38%的全球经济总量却消耗了全球22.9%的能源，并“贡献”了30.0%的温室气体排放。粗放生产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83年，保护环境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然而，在耶鲁大学发布的《2016年环境绩效指数报告》中，我国的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二（179/180）。此外，我国的雾霾发生频繁，波及范围也在扩大，贡献最大的PM2.5颗粒来自煤炭等化石能源的燃烧。这些现状足以让人开始质疑我国的环境管理政策是否可以有效改善生态环境，有些学者开始反思：与“节能”进程脱轨是不是现行 “减排”政策无法从根源上减少环境的外部性的原因？毕竟环境规制的实施可能因为其技术效应成功，也可能带来资源配置扭曲效应进而失败。目前从我国的能源需求侧来看，煤炭等化石能源依然占据难以撼动的主导地位，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效率等都存在着较显著的区域差异。因此，不考虑能源结构因素而仅单纯通过增收环境税、加大污染治理投入等加强环境规制水平是否会带来环境改善？是否可以在不考虑能源结构因素下，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进而带动能源效率的提升？回答这些问题对我国履行国际义务和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回顾
1.1 环境规制作用于能源效率的相关研究
早在1977年，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U.S.） and EP Agency[1]对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能带来能源效率的提高，并且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目前学术界对于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观点：①从总体来说环境规制不仅可以减少环境负外部性，还可以降低能耗，对能源效率的改善具有促进作用[2-3]。在环境规制作用异质性方面，陈德敏等[4]通过分析我国2000—2010年省际数据、SK Mandal[5]通过研究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印度各联邦环境规制和能源效率的关系，都认为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②环境规制不一定总是促进能源效率的改善。张华等[6]和高志刚等[7]通过我国21世纪初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认为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改善既有促进作用也存在抑制作用，二者之间呈现“倒U”或者“正U”型的不确定关系。究其下降的原因，PI Hancevic[8]通过分析墨西哥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对生产力、能源效率的影响，认为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负作用在于其对生产力造成的冲击。
1.2 环境规制作用于能源消费结构的相关研究
基于我国是世界上煤炭消费大国，现有国内研究主要着重于环境规制对我国煤炭消费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能够促进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减少低热值高污染能源的消费[9-10]：如Y Shi等[11]通过分析1998—2006年中国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的相关性，得出了环境规制水平与煤炭消费规模具有显著的负相关的结论；林伯强等[12]运用马尔科夫链过程模拟得出，在严格的环境治理约束下，我国2030年煤炭一次能源消费占比会下降到47%左右，但由于资源可利用量的限制，该比重很难再随着环境约束继续增加而下降。但Sinn[13]和FVD Ploeg & C Withagen[14]则认为企业也可能出于短期经济利益的考虑，增加化石能源的开采和消费，即出现环境管理中的绿色悖论问题，环境规制的加强就可能在短期恶化能源消费结构。
1.3 能源消费结构作用于能源效率的相关研究
一直以来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已成为共识[15-16]。 目前学术界就煤炭消费水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做了大量的研究，如以煤炭消费比例作为结构因素，王喜平等[17]运用方向距离函数模型发现工业中煤炭消费比重增加将导致能源效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史丹[18]认为能源效率的高低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大小相对应，但与终端煤炭消费的比重并无明显相关关系，这体现了煤炭的提炼、存储、运输技术对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性。若以煤炭消费规模作为结构因素，陈关聚[19]运用SFA方法发现煤炭消费量的增加将导致全要素能源效率下降。由于研究方法、视角不同，研究结果不宜直接比较，但关于煤炭消费与能源效率负相关的认识是一致的。进一步，S.Bilgen[20]认为能源结构对能源效率的改善主要是通过对煤炭等能源的替代實现能源消费的环境负外部性减少甚至彻底根除。王兵和谢俊[21]认为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增加非化石能源使用的“自然优化”以及对非化石能源的“管理优化”方式就可以提高能源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