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中，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概念特征进行了调整和修正，把原先论著中单一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扩大成为“多元”的公共领域，从而使公共领域的理论范畴具备更广泛的现实诠释能力。”（刘君：《谁的话语空间？中国电影与公共领域的建构》，福建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如果把公共领域的“多元”性作用于电影传播，那么电影传播这公共领域则不仅仅是指影片放映这一核心的本体事件，还包括了除影片放映核心要素外的其它传播要素，如院线场所、传媒影评、电影音乐、衍生产品和主题公园等，这些是全世界所公认和通用的传播要素，它们一起构成电影传播的公共领域，并与电影放映一样具有强大而独立的传播功效。在中国“文革”这一独特的传播语境中，电影在传播过程中构建起与放映活动并行的影像衍伸公共领域——如座谈会、报刊评介等，它们伴随着电影放映而使电影传播得到进一步的扩散与拓展。
一、放映场所与重大媒体事件的建构
“文革”期间，不仅各大电影常年连续不断的放映革命样板戏电影，还在每年的特殊日子在全国范围内举办“样板戏”影片汇映，并增建了大量的影片放映队深入边疆牧区、山村哨所，形成了波及全国的重大媒体事件。
1974年5月，为进一步普及革命样板戏而在全国城乡各地举行影片汇映。第二年的5月23日，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3周年，举办了共有十四部革命样板戏的影片汇映，并为这些影片重新增印了拷贝，以便为偏远地区的人民进行放映。为了影片汇映能有力普及，有关部门还组织16毫米和7·85毫米电影放映队面向基层、深入农村。《人民日报》曾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各地山区、农村、部队的放映情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北省黄陂县22个公社都建立了电影放映队，放映点增加至五百多个；“江苏省的电影放映单位比‘文革’前增加了一千一百多个，平均一个半公社就有一个放映队，仅1971 年至1974 年，共放映‘样板戏’影片三十多万场，观众达四亿九千多万人次。”（佟迅、王廷信：《“文革”时期“样板戏”的传播过程》，载《民族艺术》2012年1期）可见，如此庞大的放映队伍和如此巨大的放映次数，为“样板戏”电影的奇观式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样板戏”电影的汇映成了有史以来传播范围最广的、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事件。
二、影片座谈会对电影传播导向的影响
“文革”时期的文艺座谈会成为了中国这一特殊语境下与影片的传播联系非常密切的重要事件。不同的座谈会有不同的分工，“审查座谈会能决定影片是否公映的命运，评论座谈会则可以左右影片传播的社会舆论，内部批判座谈会更是判断、表明与树立电影工作者或观影民众政治态度的重要场合。”（《“文革”时期“样板戏”的传播过程》）这种座谈会往往由领导、专家或工农兵代表组成，成为电影传播的一种“意见领袖“形式，导致对影片传播前后的效果的极大影响与推动。
如在《海霞》的审查座谈会上，影片被戴上了文艺黑线回潮的帽子并遭受大力批判，并被查封。电影《智取威虎山》由于该片领会“三突出”原则和“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精髓，在影片审查座谈时获得了一致肯定。
1972年3月，国务院召开科教电影座谈会，在此前后，上海、北京等地的科教片厂从“五七干校”调回部分创作人员，恢复了科教片的生产。 同年10月，国务院文化组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拍摄革命样板戏影片座谈会”，座谈会上建议创作一些有关儿童题材的故事片，之后，电影《闪闪的红星》应运而生。以座谈会的形式推进影片的发行放映，影响影片传播效果，推动电影发展，是中国语境下电影传播流程中的独特环节。
三、 电影评论制造的舆论效应对电影传播的影响
在“文革”期间，除了官方报刊，民间创办的小报也发挥了极强的传播功效，自1966 年底到1968 年间，“红卫兵、造反派编印了众多的批判‘毒草’电影的报纸、刊物和宣传品，估计有几百种。这是中国历史上电影报刊的一个特殊‘繁荣’时期” 。（胡庄子：《文革造反派电影“大批判”资料述略》，载《记忆》2010年65期）这些电影刊物给电影的宣传和批判搭建了广阔的平台，从侧面制造了影片舆论，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影片的知名度。
同时，报刊上对于“样板戏”等电影的大力赞扬则极大地鼓舞了该类影片的传播，《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大篇幅刊登“样板戏”电影的剧照、画报、宣传画、电影海报等，还有出版社出版了“样板戏”电影的评论集《还原舞台，高于舞台》。一种文艺形式享受如此超常的待遇，是罕见的。
政治力量的大力支持、组织力量的大力推进、舆论力量的大力渲染和媒介力量的大力配合，以及公共领域各传播要素之间的互文与共同影响，使“文革”时期的电影传播呈现出如此奇观式的发展，并使抽象的、遥远的政治走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巧妙完成了意识形态的传递与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