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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可考的不过千人，与入世者的人数与事迹分量不可同日而语，这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价值取舍导向：虽然入世与出世都有对“义”的坚守，但入世是主流文化，出世是非主流文化。毕竟乱世如果都躲避，清明之世是等待不来的，总要有大批知其不可而为之者，都会迎来玉宇澄清。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百家争鸣，至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往后儒释道三教合一，但坚定选择儒家治世，这不是简单的权力作用的结果，而是中华民族与天地参的精神使然，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二）“参与”的责任本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
《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是中华文明之集大成者，其中的思想影响着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论语》强调“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第二》），强调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学而第一》）鲜明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敬德思想。更重要的是，《论语》又突出了“义”的意义，“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第四》）“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第十七》）“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无适也，无莫也，君子义与于比”（《论语·里仁第四》），等等，此中的“义”已是對国家对社会的道义与责任之意，强调有道德的人就要把道义责任放在首位。孟子以仁义礼智“四德”并列，使之成为历史上最有影响的道德德目，成为儒家提倡的最基本的道德。汉代在仁义礼智外又增加了“信”这一德目，形成仁义礼智信“五常”。“四德五常”成为儒家两千年来的基本道德，影响中国社会至深至远[3]46。而“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第二》），“勇”就是见义而为;“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第一》），近于义的信用才有践行必要;要施德政，而“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也”（《论语·子路第十三》）;要仁爱万民，要“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第五》）、“务民之义”（《论语·雍也第六》），等等，可见，“义”是“四德五常”的价值准则。
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念跟西方价值相比，有四个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责任先于自由”。所谓责任，就是超越个体自我的生命欲望和生存需要，面对他人或更高的社会层次提出的对自我的需求。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很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群甚至对自然所负的责任，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人常常为责任的实现而忘我，责任往往成为个人社会实践的重要动力。第二个特点是“义务先于权利”。中国人的伦理观念强调义务感。义务取向的德行不是声张个人的权利，而是实现对他人的义务，履行自己身上所负的责任。当然，这种义务感是开放的，伦理的义务从家庭可以放大到宗族、社区，再到郡县、国家、天下、宇宙。第三个特点是“群体高于个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不强调个人性的权利或利益，认为个人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社会远比个人重要，而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强调社群整体利益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抽象地讨论社群，更多用“家”“国”“社稷”“天下”等表达。第四个特点是“和谐高于冲突”。中国文化注重以和为贵，中华文明强调追求多样性的和谐[3]51—56。显然，第一个特点是首位的、引导性的特点，因为有责任意识，才会自觉履行义务、自觉维护群体利益，自觉追求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义”的责任价值铸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从孔子“君子义以为上”、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到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代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再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义”的责任本位涵养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对国家兴亡、对民族命运的强烈的责任意识和积极的参与实践，使人民成为历史的真正英雄，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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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绪强